解释学与西方心理学的发展

解释学(Hermeneutics)是当今西方最有影响的哲学流派之一，作为与实证主义哲学对立的思潮，经狄尔泰引入心理学后，对西方心理学尤其是人文科学心理学、存在心理学和心理学的后现代转向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本文试图探讨解释学与西方心理学发展的关系，分析解释学在西方心理学中的方法论涵义。
    　　一、狄尔泰的方法论解释学与人文科学心理学
    “人文科学应建立什么样的方法论”是以狄尔泰(W.Dilthey)为代表的方法论解释学要解决的核心问题。狄尔泰所处的19世纪中叶是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实证主义的强大思潮充彻学界的理性主义时代。当时在人文社会科学中推崇科学、追求客观知识成为时尚。狄尔泰一方面通过把人文世界看作有待解释的文本(text)，在施莱尔马赫(F.Schleimacher)的基础上，将用来研究神学和文献的解释学扩大到研究人文科学领域，认为解释学不仅是人们达到正确理解文本的重要手段，而且是人们进入精神世界、历史世界，获取人文科学知识的有效途径；另一方面，狄尔泰通过对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比较，发现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在知识性质上的本质区别，认为自然科学研究的是外在于人的客观或物质现象，而人文科学研究的则是人的心理生活，心理生活的中心或基本内容是价值和意义的体验、表达和理解。“我们说明自然，我们理解心理生活”。所谓理解，是“指通过呈现于感觉中的表现认识其心理生命的过程”，是通过进入他人的内心世界，重新体验他人的心境从而再现他人的内心体验和作品的原义的过程。[1](P103)以理解为认识方法的解释学，是打开人文世界之门的金钥匙。这样，狄尔泰确立了解释学在人文科学中的一般方法论地位。为了使理解和解释具有客观有效性，狄尔泰发展了一套达到对意义的客观理解的方法。他认为，读者要读解一篇历史文本，就得放弃他现在的观念，以便能进入作品和作者的原意，一言以蔽之，就是要把握原作的“客观精神”(Objektiver Geiste)。他以客观精神来假定人类有一种共同的人性，并认为惟在此基础上，共同的、客观的理解才成为可能。人文科学借助解释学，借助于在解释学中发展起来的“客观理解”方法，便具有了与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
    在狄尔泰看来，心理学是首要的和最基本的人文科学，心理学真正构成了人文科学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它应像所有其他人文科学一样，独立地决定与其研究对象的特性相适应的研究方法。立足于此，他提出以“描述心理学”去替代艾宾浩斯的以自然科学为样板的“说明心理学”，明确反对艾宾浩斯“说明心理学”无视心理学的人文科学性质盲目搬用自然科学方法论的倾向，指出心理学的对象乃活生生的心理生命，整体描述与理解则为心理学的基本方法。描述心理学的任务，就是尽可能完整地分析、描述心理生命，同时，通过进入他人的内心世界，重新体验他人的心理活动来达到对心理生命及其意义的客观理解。由此，狄尔泰树立了心理学的人文科学定向，并明确以解释学作为人文科学心理学的方法论，“自然科学和自然科学心理学‘说明’，人文科学心理学‘理解’。”[2](P790)
    狄尔泰的这一思想得到了他的学生斯普兰格的继承和发展。斯普兰格也强调心理学的人文科学性质，提出心理学应以作为一种历史存在的整体的个人为对象，以达到对各种心理现象的理解为己任。心理学研究的基本途径则在于根据“历史的研究和忠实的日常观察”找出人的“理想的基本类型”，然后以之作为“理解的先验图式”，在人与历史环境、与“艺术”、“科学”、“社会生活”等“超主观”现象的关系中去理解人，理解人的整个的精神生活。斯普兰格划分了六种基本的人格类型：经济型、理论型、审美型、社会型、政治型和宗教型，由此提出了他的“类型心理学”――一种有关人格类型的理论。
    狄尔泰的方法论解释学对人的独特本性及特有研究方式的高扬还为人本心理学方法论提供了一种赖以产生的思想氛围。作为人文科学心理学的典型代表，人本心理学强调人的个体性、整体性，把人的意义、价值等作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在研究方法上，人本心理学家对研究“物”的科学与研究“人”的科学进行了比较，认为研究物的“客观”与研究人的“客观”有很大差别。前者需要的那种冷静、超脱和不干预的客观观察在与人打交道时即显出它的不足，这种不足应当由“关切的客观”来弥补。因此他建议走“另一条通向客观的道路”，即通过对观察对象密切地、深入地、入迷地观察，达到更清楚、更准确的感知和理解[3](P5)。这有如热恋双方的相互了解，由于观察者与被观察者的密切关系，被观察者能够敞开心扉，毫无防范。显然，与“科学的客观”所强调的价值中立、感情超脱的态度相反，“关切的客观”主张的是感情投入、价值的关切，强调的是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爱的关系”的形成。“在这样的关系中，特有的情况在于认识者和认识对象是有牵连的，他们距离不远，而是很近。他对它不是冰冷的，而是热情的，他不是没有感情而是有感情。对于认识的对象，他有移情、直觉的顿悟，即觉得能和它打成一片，和它同一，在一定程度上和在某种方式上与它一致。”[4](P89)不难看出，人本心理学的这些主张与狄尔泰通过“移情”、“模仿”、“重新理解”而达到对他人的客观理解的思想一脉相承。
    　　二、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与西方心理学的后现代转向
    伽达默尔(H.G.Gadamer)的哲学解释学是在海德格尔(M.Heidegger)的本体论思想的基础上发展和完善。海德格尔在对其哲学主题――存在的意义的探究过程中，发现理解结构具有作为人类存在的本体论特征的性质，这使他将方法论解释学转变成本体论解释学。伽达默尔进一步发挥了海德格尔哲学中关于理解的论题并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哲学解释学体系。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虽然和方法论解释学一样以研究对意义的理解和解释为主要目标，但它几乎在“解释学并不是一种获得真理的方法”这个观念的支配下改变了每一个解释学命题的传统意义。在方法论解释学那里，文本是蕴涵着客观意义的，解释的目的就是要获得文本蕴涵的这个客观意义。因此，解释者必须放弃自己的主观前见，以达到和文本的客观内蕴相一致。伽达默尔则通过借用海德格尔的相关理论，对这些观点进行了彻底的翻转。首先，解释者作为具有历史具体性的人，不可能摆脱自己的历史性。相反，在他进行解释活动之前拥有的“前见”、“前结构”，是他的解释得以进行的基础和前提，因此，解释活动不是放弃自己的历史性前见，而是带上自己的历史性前见，以自己的前见与文本展开对话。其次，作为解释对象的文本，并不存在一种固定的客观意义。文本的意义是在与解释者的对话中形成的，文本的意义只能同具有历史性的不同理解相关联而存在，人们由此获得了对文本进行各种解释的可能性。于是，解释成了无限的东西，一切意义的确定性和最终性的想法都被拒绝了。第三，既然解释对象没有了需要解释的确定的意义，那么建立在主体的认识与对象相“符合”基础上的客观真理是不存在的。解释学的目的“不是发挥客观真理”，而只是“维持话语继续进行”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