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国心理学史刍议

杨鑫辉
 
    关于研究中国心理学史的重要性，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和强调。这种重要性概括地说就是：“我们不但要懂得心理学的今天，还要懂得心理学的昨天，懂得了心理学的昨天才可以更深刻地懂得心理学的今天。”[1]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心理科学的要求，以及当前心理学发展的现状看，更显出整理和研究祖国心理学遗产的紧迫性，急待心理学工作者积极行动起来搞好这项工作。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许多思想家都有丰富的心理学思想。我国现代心理学应当吸取古代心理学思想的精华，使其具有我们中国的特色。正如潘菽教授多次强调的：“我国古代思想家关于心理学的光辉见解的整理和阐述，这是建立我国心理学体系的一项必要的研究工作。”[2]墨菲(G．Murphy)在《近代心理学历史导引》一书中也指出，中国是世界心理学思想最早的策源地之一。我们一定要发扬爱国主义精神，重视祖国心理学遗产的研究工作，并且用中国心理学思想，去丰富世界心理学思想的宝库。
    近几年来，在老一辈心理学家的倡导下，中国心理学史的研究工作，已经提到我国心理学界的议事日程上，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为了更好地开展此项工作，应当怎样研究中国心理学史，也是亟待探讨的问题。笔者1980年在重庆召开的中国心理学会基本理论学术会议期间，曾谈过一些初步的想法。现在集中研讨方法论问题，就教于心理学界的同志们。
    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研究中国心理学史的方法论基础。确立了这个总的指导思想，研究的原则与方法问题就能较好地解决。由于中国心理学史的研究工作还处于开拓阶段，怎样具体贯彻这个总的原则，需要认真地探讨。我认为应当：
 
    一、抓住心理的实质这条主线
    从一些西方心理学史著作来看，它们的体例和线索是纷纭的。有的以事件为纲，有的以国别为纲，有的则是编年、纪事、纪传和国别等相混[3]。我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史，当然也可以按照许多不同线索去研究和编写。例如，按人头写历代著名心理学思想家，按时期搞先秦或宋代心理学思想著述，按分支写教育心理学思想、医学心理学思想的专著，按内容开展诸如智力问题的专题研究等等。但是，不管按哪条线索去研究，都应当把握心理的实质这条主线。
    人的心理现象、心理活动是丰富多彩、复杂万状的。恩格斯曾把它誉为“地球上的最美的花朵”[4]。只有掌握心理的实质这把钥匙，才能打开心理之宫的大门，从而真正看清楚弄明白这些“最美的花朵”。由于对人的心理的实质的不同理解，在心理学史上，存在着唯物主义心理学思想体系同唯心主义心理学思想体系的斗争。因此，应当抓住心理的实质这条主线，来研究心理学思想史，考察每个心理学思想家对心理学问题的基本观点。
   “中国古代的心理学思想史，基本上是一块未被开垦的处女地。单拿关于心理的实质的基本理论来讲，就是非常丰富的，例如，先秦的心性说，汉晋的形神说，唐代的佛性说，宋明的性理说，清代的脑髓说等等，都是需要整理、研究与评论的。”[5]只有抓住心理的实质这条主线，才能理清和把握住中国心理学思想史的发展脉络。上面“五说”就是希图从心理实质的角度，来认识和分析各个历史时期的主要心理学思想理论的，从而也可以看出我国心理学思想发展的主要脉络。当然各个历史时期的每一说不是截然划分与孤立的，有其前后发展的联系性。比如说，清代的心理学思想中仍有性理说与反性理说的斗争。但是对心理实质的认识可以作为新标志的是脑髓说。它表明对心理实质的理解，已从哲学角度和思辨性方法，开始进入从脑科学的角度和趋向观察实验方法的阶段。世界各国的心理学思想，在过去漫长的历史中都是包含在哲学里面的，只是在近代才分化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它们的心理学都经历了从经验性的、思辨性的科学，变成一门实验性的科学的历史过程。我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的发展，也反映出这个总的发展趋势。
    与此相联系，中国心理学史的分期，也应抓住心理的实质这条主线，即以心理学思想本身在各个发展阶段所显示的不同本质特点为主要依据，而不能完全照搬哲学史、思想史等的时期划分。
    提出抓住心理的实质这条主线，决不是不要具体研究各个方面的心理学思想，更不是把它等同于哲学的研究。相反地，要求从心理的实质人手，去深化对心理学思想家各方面的心理学观点的探讨，去深化对各个时期各种心理学分支、专题等方面的研究。如果只是简单地运用哲学概念，贴标签式地对待历史上的心理学思想家，便成了使心理学又回到哲学里面去的还原论。
   
    二、以现代心理学概念为框架
    中国古代虽然有丰富的心理学思想，但是没有系统的心理学专著。心理学思想散见于哲学、教育、医学、军事等各种著作论述中。而且，思想家们使用的概念很不统一，甚至同一个概念在同一篇文章中也被赋予不同的含义。下面略举数例说明此种情况。“性”，一般指人的自然质性，即人性。如《孟子·告子》：“生之谓性”便是这一含义；在《孟子·告子上》里“是岂水之性哉！”“性”却指事物所具有的特质。“性”有时又作德性讲，孟子的性善说，苟子的性恶说，都赋予了“性”以道德属性。韩愈在《原性》里更说得明白：“其所以为性者五，曰仁，曰礼，曰信，曰义，曰智”。又如，“知”除作知识理解以外，有时作知觉讲，《荀子·王制》“草木有生而无知”便是；在《礼记·中庸》“好学近乎知”里，“知”则通“智”。此外，“情”有情感、情绪、性情、情欲等多种含义；“欲”有时作情感或情感的一种讲，有时指情欲，相当于需要。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我们只有用现代心理学概念为框架去对照整理心理学遗产，才能确定那些思想是属于心理学方面的，并用统一的概念去表述这些思想；也才谈得上用现代心理学体系去整理古代心理学思想史，因为任何一门科学的体系都是建立在概念的基础之上的。以现代心理学概念为框架，不仅便于大家理解，更在于保证心理学思想史的科学性，和更好地贯彻“古为今用”的原则。正如有的同志所指出的：“按照现代心理学体系去分析、整理中国古代的零碎不全的心理思想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在这种系统化的过程中，就容易看出古代心理思想的庐山真面目；如果不用现代心理学的体系去对照古代的心理思想，就很难了解后者的真实价值。”[6]整理、研究古代心理学思想史，是一件沙里淘金的艰巨工作。现代心理学概念的框架，便是这种淘金的工具，我们一定要掌握和使用好这件工具。
    我们认为，以现代心理学概念为框架，既不是牵强附会的硬套，也不排斥同时使用我国古代的某些仍富科学性的概念。在这里，保证概念的科学性和体现我国的特色是可以统一的。例如，关于神形关系和心物关系的提法就很好。前者即心身关系，可与现代心理学“心理是脑的机能”相对照来研究；后者可与现代心理学“心理是客观现实的反映”相对照来研究。我们完全可以从这两个关系，去研究历代心理学思想家关于心理的实质的观点。其它如性情、
才智等等概念也是如此。潘菽教授在《关于苟况心理学思想的研究札记》[7]中，就恰当地使用了我国古代的至今仍富科学性的概念，给我们以很好的启示。
    三、联系历史条件研究心理学思想
    任何一种思想都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各种心理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不仅有其历史的思想渊源，还有其产生它的社会政治、经济等基础。马克思、恩格斯说：“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8]这就是说，必须从社会经济的变化、物质关系的发展等来考察社会意识问题。我们对古代心理学思想的研究也要坚持这个基本观点与方法。
    孤立地就心理学思想研究心理学思想，是说不清、挖不深、评不准的。我们研究中国心理学思想史，一定要分析各种心理学思想产生的历史条件。在这些社会历史条件中，要着重考察产生某种心理学思想的政治经济基础，科学技术状况的影响，哲学思想的渊源等几方面。试以研究南北朝范缜的心理学思想为例，他的“形神相即”和“形质神用”的观点，至今仍闪耀着唯物主义的光辉。其神灭论思想渊源于先秦两汉魏晋以来的无神论思想，尤其直接地继承和发展了戴逵、何承天、刘峻的无神论思想。为什么会产生范缜的神灭论，还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这就是南朝齐梁之际，佛教极盛，佛寺和僧众大增，生产受到破坏，人民负担极重，造成了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范缜的神灭论就是针对佛教破坏封建经济，及其所带来的社会危机的。
    总的说来，在联系历史条件来研究心理学史方面，我们还做得不够。或者说虽然做了一些工作，但还不够深刻和自觉，这是需要共同努力的。当然，我们说要分析社会历史条件，并不是说在写论文时，要大谈其社会政治经济情况，把某种心理学思想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搞成一种油水关系。相反地，只是要求在一定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和哲学思想等历史条件下，去考察研究某种心理学思想，反映在论文中则应是乳水关系。
    四、采用比较法，历史地进行评价
    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是一种重要的科学研究方法。英国人李约瑟(Joseph Needham)编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就常采用比较法。这一点在我们研究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时也是值得借鉴的。只有采用比较法，我们才能够对某种心理学思想给予恰当的评价。既不颂古非今，也不苛求古人；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夜郎自大。高觉敷教授关于王充的太阳错觉的研究，正是引用了许尔(E．Schur)的月亮错觉的研究以资比较，从而肯定“王充在1800年前就对这种错觉进行了研究，这确实难能可贵，值得我们自豪的。”同时指出其“解释则是错误的”。[9]
    我国清代王清任创立的“脑髓说”为中国近代唯物主义生理心理学奠定了基础，对世界生理心理学也是一个重大贡献。这样的评价也正是采用比较法得出的结论。王清任在《医林改错》中提出“灵机、记性在脑不在心”的“脑髓说”，比起《内经》的“头者精明之府’’和《本草纲目》的“脑为元神之府”，大大前进了一步。从而我们可以断定，他在我国脑髓学说中的重要地位。王清任的《医林改错》于1830年刻版刊行间世，比俄国生理学家谢切诺夫的《脑的反射》(1863年)早几十年。王清任通过对中风病人口眼歪斜的长期观察，发现“凡病左半身不遂者，歪斜多半在右，病右半身不遂者，歪斜多半在左。”并且进而认为人的经络上行头部时左右交叉涉及到大脑机能定位问题，现代神经生理学证明有所谓“锥体交叉”，即支配躯体四肢运动的锥体束，从大脑至延脑下端，多数神经纤维相互交错。1870年，
德国医生弗立奇在替伤兵包扎头部时发现，如果触碰裸露在外的大脑皮层能引起对侧肢体的运动。这样运用对比研究法，可以使我们清楚地看到，王清任的“脑髓说”在世界生理心理学研究中的历史地位。
    心理学思想史的比较研究法，既包括国内外前后心理学思想家的纵的比较，也包括与国内外同时期人物(或问题)的横的比较。这是一种纵横交错的比较法。在运用中要注意防止简单化和牵强附会，也不应把它看成是唯一的研究方法。
    前面已经指出，加强中国心理学思想史的研究，是我国心理学界的紧迫任务之一。而编写中国心理学史，工作繁浩，任务紧迫，非任何个人之力在短期内所能完成。中国心理学史，从时间说，上起先秦下迄近代；从文献资料说，除经史子集的文化典籍，还有杂说笔记；从人物说，牵涉到历代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医学家、军事家、文艺家等。这种情况正是过去未能写出一部中国心理学史的原因之一。因此，必须建立必要的研究机构，组织全国性大协作，有计划有步骤地积极加快研究工作；必须将中国心理学史的教材建设与研究工作紧密地结合起来。个人设想，中国心理学史应当包括下列三部分内容：第一编是总论，论述中国心理学史研究的意义和方法论，概述中国心理学思想的发展。第二编是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按心理实质的历史分期，评述历代著名心理学思想家及有关专篇的心理学思想。第三编是中国近代现代心理学的发展，包括西方心理学的传人和我国辩证唯物主义心理学的发展。
   
 
*  原载《心理学报》，1983年第3期，第289～293页。
[1] 高觉敷：《有关心理学史的几个问题》，《外国心理学》，1981年第1期。
[2] 潘菽：《论心理学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心理学报》，1980年第1期。
[3] 参见杨清：《“近代心理学历史导引”读后断想》，《读书》，1981年第9期。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62页。
[5] 杨鑫辉：《必须用辩证法指导我国心理学的发展》，《心理科学通讯》，1982年第3期。稍有改动。
[6] 燕国材： 《关于“中国古代心理思想史”研究的几个问题》，上海师范学院学报(社)，1979年第1期。
[7] 潘菽：《关于苟况心理学思想的研究札记》，《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8]《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0页。
[9] 高觉敷：《王充对太阳错觉的研究》，转引自《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