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消费文化研究的三种范式及其西方资源

自去年4月首都师范大学文艺学科学与《文艺研究》杂志社召开“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艺学的学科反思”学术讨论会并编发了相关的文章以后，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问题引起了学术界极大的兴趣并引发了激烈的争论。（1）就我的阅读所见，鲁枢元先生在《文艺争鸣》今年第三期上发表的《评所谓“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价值取向析疑》（以下简称“崛起”），是最早对这个话题进行批评性反思的文章，文章集中对《文艺争鸣》杂志社2003年第6期发表的那组总题为“新世纪文艺理论的生活论话题”的文章进行了商榷，其中特别在“注释”中点了王德胜、金元浦和我的名。我很高兴看到这个话题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也为“崛起”中的一些大而化之的判断以及化约论的思维方式感到遗憾。
我是一个不太喜欢争论的人，特别是不喜欢为争鸣而争鸣。争鸣的目的是切实地推进学术的发展。因此我不想就“崛起”的观点逐一作出回应，而想借此机会把中国大众消费文化的研究历史、其中特别是我个人的研究路径及其变化脉络，做一个简要回顾与清理，同时，涉及日常生活审美化的问题自然会在这样的清理中得到解释，因为日常生活审美化本来就是大众消费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一、批判理论与中国大众文化研究

就目前检索到的资料看，中国大陆知识界对于大众文化的集中批判，大约开始于90年代初期，（2）而西方大众文化的批判理论（特别是法兰克福批判理论）则是应用得最早、最普遍的范式。首先使用这个范式的可能是我本人在1993年《文艺争鸣》第6期发表的《欲望与沉沦——大众文化批判》，这篇文章基本上是对于大众文化的抽象批评，没有特别针对中国本土的大众文化（我自己后来对此有所反省，详下）。其主要观点可以概括为：大众文化提供的是一种虚假满足并使人们丧失现实感与批判性，从而有利于维护极权统治；大众文化的文本是贫困的（机械复制的、平面化的、没有深度的、缺乏独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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