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方心理学历史编纂学中的厚古说与厚今说

郭本禹
 
    史学家在研究和编纂历史时，总是回避不了古今关系的问题。历史不仅记录过去而且解释过去。前者是指历史的经验成分，后者是指历史的解释成分。历史的经验成分一般可以做到客观地记录过去，而解释成分则难以做到客观地解释过去。因为解释历史需要选择一定的解释标准。有的史学家从过去的标准解释过去，有的家从现在的标准解释过去。前者便可称为厚古说，后者便可成为厚今说。这是历史编纂学的两种极端的观点。
    1965年斯陶金(G．W．Stocking)在《行为科学史杂志》上发表了题为《论“厚古说”和“厚今说”在行为科学的历史编纂学中的局限性》一文，这是最早评论厚古说与厚今说在欣慰科学史研究合编纂中的意义。斯陶金认为，厚古说是“为过去而理解过去”，厚今说是“为现在而理解过去”。[1]简单地说，厚古说是为古而古，厚今说是为今而古。前者厚古薄今，后者厚今薄古。武德瓦特(W．R．Woodward)进一步解释“厚古说是偏重过去而排除现在，或者把古人的研究成果视为顶峰或绝唱，或者把后人的见解归之于古人。例如，贝特菲尔德(H．Butterfied)以为中世纪时的归纳法和演绎法在培根(F．Bacon)和笛卡儿(R．Descartes)的著作中就达到登峰造极了”。[2]所以，厚古说坚持历史研究应该以过去的术语描述过去，以过去时空的范畴和主题而非以我们现在时空的范畴和主题去描述历史。厚古说认为，这样既可以保证历史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又可以避免犯用过去来美化今天的错误。
    格里菲思(C．R．Griffith)曾经对厚今说作了扼要的说明，这个学说认为“过去之所以有意义，只是由于我们需要它来解释我们现在所讨论的事实和趋势”。[3]维利(W．Viney)也指出，厚今说强调历史事实离不开当前的兴趣和理论。[4]因此，厚今说坚持历史研究应该寻找与现在主题相似的过去现象，追溯现在主题的历史起源。例如，加伦(巳Galen)的体液说预见了哈维(W．Harvey)的血液循环说，浪漫主义的自然哲学预示了能量守恒的发现。这种历史编纂学感兴趣的是伟人的特殊决定力量，或是历史发展本身的“逻辑”。所以它力图寻找历史上的“首次”和“创建者”、“英雄’’和 “发现”。厚今说把历史发展看成是直线序列运动，把现在与过去看成是对应的，今天的进步是由过去发展而来。厚今说用现在的标准去处理过去，历史要为现实所用，而不管历史本身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如何。
    斯陶金认为，同属厚古说与厚今说范畴的还有：背景与类比、过程与结果、合理性与推理性、理解与判断、同情与功用等。它们分别从不同的侧面进一步说明厚古说与厚今说的含义。厚古说要求对历史事件发生的广泛背景和历史发展的实际过程加以研究，并对其作出合理性的理解和说明，表达对历史真实性和客观性的同情。厚今说要求对古今关系作出类比、判断与推论，重视历史事件本身的价值和意义，重视历史对现实的作用，以古论今。
    西方学者研究和编纂心理学史，总要对厚古说与厚今说作出选择。著名心理史学家华生（R.I.Watson）指出：“一个人可能倾向为古而古，或者可能坚持历史只有根据今天的观点才有意义。”[5]她认为，对于心理学家来说，厚今说得取向可能使更有意义得取向。但他又认为，史学家则必须坚持厚古说的观点。一般来说，由科学家编写和讲授的历史多主张厚今说，强调学科领域中的观念和问题的历史问题，强调古今之间的连续性以及个人的历史作用，并以现在的标准选择过去的特征来美化或证明现在的进步性。例如，波林(G．Boring)原是一位出色的实验心理学家，他的名著《实验心理学史》是以铁钦纳(E．B．Titchnner)的构造主义心心理学标准来概括冯特的实验心理学体系，以标榜铁钦纳式冯特的法定继承人。后人对冯特的误解，在一定程度上是缘于波林的描写。布雷特(G．S．Brett)的经典《心理学史》也取向于厚今说，强调19世纪的哲学心理学与早期实验心理学的联系。而专门的史学家编写的心理学史多采取厚古说，更多考虑心理学历史发展的外部背景和历史发展的实际过程。例如，华生的《伟大的心理学家》、黎黑(T．H．Leahey)的《心理学史》就是采取厚古说的取向。当然，也有一些人想走中间道路，既保证对历史的诚实性，又坚持历史对现实的作用，例如莫维斯凯(J．G．Morawski)的《美国实验心理学的产生》。但真正做到古今兼顾、历史与现实的统一却是困难的。
 
二
    极端的厚古说与极端的厚今说都是片面的。正如詹姆士(W．James)所说，绝对主义是“哲学思想的大弊”。[6]厚古说主张为古而古，是一种复古主义倾向。它推崇古人的创造，歌颂古人的成就，乃至把后人的见解归之于古人的见解，割裂了古今之间的联系，忽略了历史对现实的意义。实际上，古与今、历史与现实都有密切的联系，与现实无关的历史研究是没有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指出：“历史不外乎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可以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条件下继续从事先辈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改变旧的条件。”[7]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段话虽然是论述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但对我们研究行为科学史也有指导意义。列宁也指出：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的一切有价值的东西”。[8]这些遗训对心理学史工作者有深刻的教育意义。心理学虽仅在百余年前挤入科学之列，但几千年前的哲学家都已对人的心理现象和活动提出了种种看法和学说。所以我们不但要懂得心理学的今天，还要懂得心理学的昨天；懂得了心理学的昨天，才可以更深刻地懂得心理学的今天。波林说：“我常以为实验心理学家在其专攻的范围之内也需要史的知识。若没有这种知识，便不免将现在看错，将旧的事实和旧的见解视为新的事实和新的见解，而不能估计新运动和新方法的价值……由我看来，一种心理学的理论若没有。历史趋势的成分，似不配称为理论。”[9]
    由此可见，厚古说主张厚古薄今，反对古为今用，显然是犯了片面性的错误。但是，厚古说强调历史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反对用历史美化现实，强调研究历史的广泛背景和实际过程则是正确的。
     与厚古说相反，厚今说主张为今而古，坚持历史研究要从现代开始到古代，从现代的框架出发，有选择地研究历史。对现实有用的历史就研究它，对现实没有用的历史则不研究它。厚今说往往，不顾历史的客观性，或片面地概括历史，或任意地剪裁历史，或牵强附费会地解释历史，或随心所欲地歪曲历史。一句话，历史变成了现实的奴隶。厚今说的观点受到史学家的批评。亨尔(M．Henle)指出：“判断那些在我们前面的人，好像他们生在我们的时代，好像他们知道所有是现代观点的假设，这样做是不正确的。”[10]惠特海默（Michael Wertheimer)也指出：“的确，纯粹的厚今说是很难辩护的，因为从一个时代、社会、理智和文化背景中揭示的一个观念，并它视为完全不同的时代和背景的产物，这只能导致歪曲的模仿。”[11]斯陶金则更为尖锐地批评道：“为今而古的历史，暗示着它们犯下时代的错误，歪曲与误解，错误类比，忽视背景，过于简化过程。”[12]
    可见，厚今说坚持厚今薄古，借古喻今，史为我用，这实质上是一种唯心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历史研究方法。但是，厚今说也有其合理性的成分，如它重视研究历史发展的连续性，探索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和规律，强调古为今用，看到历史对现实的意义和作用。
三
    厚古说坚持厚古薄今，厚今说坚持厚今薄古，这两种历史编纂学都没有处理好古与今或历史与现实的辩证关系。历史与现实在时间上的差距使它们成为两个互相对立、互相区别的概念。但时间的连续性又使它们之间保持着前后相继、互相渗透的相对运动，这一运动使历史与现实处于一个紧密联系并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中。历史与现实的联系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历史是过去了的现实，现实是历史的继续和发展。人们既离不开在历史的基础进行创造，历史也不能不在现实中留下痕迹和影响。在心理学史上常有这样的例子，如德国的完形学派是对早年形质学说的继承和发展。其次解决现实问题需要研究历史，而研究历史也需要了解现实。史学的发展实践证明，不知今也不能知古，现实的需要是推动历史研究不断发展的动力，对现实的深入了解是提高历史研究水平的根本途径。
    历史与现实不仅是联系的，也是区别的。首先在于现实是发展变化了的历史，旧的东西已经大量消失，新的东西又大量产生，两者表现出很大的不同。例如，就形质学说是完形学派的历史渊源来说，厄棱费尔(C．V．Ehrenfels)虽然认为“形质”是不存在于任何孤立的基件之内的独立的经验，是一种新的质，可是他只把它当作一种新的元素。他并没有彻底动摇旧的元素主义心理学的根基，不过是企图增加一种新的元素，来弥补日益动摇的元素主义的不足。而惠特海默(MaxWertheimer)的似动实验则表明，似动本身就是一种完形，并不是任何元素构成的新的性质，这就彻底否定了元素主义的解释。其次历史是已经完成而过去的，现实是正在进行而没有结束的，这也是历史与现实的区别。
    总之，历史与现实的区别是相对的，往往它们的区别就是其联系，它们的联系又是其区别。我们在处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时，一定要分清他们的联系和区别。不能因联系而忽视区别，也不能因区别而忽视其联系。如果忽视了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都会引出错误的结论。厚古说错在只看到两者的区别而忽视其联系，厚今说错在只看到两者的联系而忽视其区别。因而，它们都是片面的。我们在研究和编纂西方心理学史时，一定要做到历史与现实的统一；古今兼顾，不能厚此薄彼。正如英国著名的史学家卡尔(Carl)，“根据过去来了解现在，就意味着也要根据现在了解过去。历史的任务就在于，通过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促进对过去以及对现在的更为深刻的理解。”[13]
   
 
*  原载《心理学探新》，1995年第2期，第27—30页。
[1] 斯陶金：《论“厚古说”和“厚今说”在行为科学的历史编纂学中的局限性》，引自《行为科学史杂志》，1965年第1期，第211~218页。
[2] 武德瓦特：《探讨心理学的关键历史编纂学》，引自《现代心理学的历史编纂学》，1980年英文版，第33页。
[3] 格里菲思：《心理学史的某些忽略方面》，引自《心理学专题》，1921年英文版，第30卷，第17--29页。
[4] 维利：《心理学史：观念和背景》，1993年英文版，第6页。
[5] 华生：《心理学课程中的历史作用和运用》，引自《行为科学史杂志》，1966年第2期，第64~69页
[6] 詹姆士：《心理学原理》，1890年英文版，第334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27~528页。
[8]《列宁选集》，第2卷，第441页。
[9] 波林：《实验心理学史》，高觉敷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1页。
[10] 亨尔：《为什么研究心理学史》，引自《纽约科学院年鉴》，1976年英文版，第14~20页
[11] 引自《现代心理学的历史编纂学》，1980年英文版，第14页。
[12] 引自《心理学史：最初起源和现代研究》，1988年英文版，第9页。
[13] 卡尔：历史是什么，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