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心理学历史编纂学的内在说和外在说

马向真
   心理学史家在编写历史的过程中常常涉及到一些对立的倾向，诸如连续性与非连续性，厚今说与厚古说，内在说与外在说，伟人说与时代精神说等。心理学史家如何处理这些倾向，会影响和决定他们怎样编写有关的历史。因此，每个心理学史家对此都应有明确的态度。限于篇幅，本文仅论及“内在说”与“外在说”这对倾向。
     一、内在说和外在说
    探索历史有内在说与外在说两种派别。内在说一般指在研究一门科学思想的发展时，只注重这门科学本身的内在发展规律。与之相反，外在说强调科学的历史学家需要注意社会、文化、经济、政治基础以及其它科学对这门科学的影响。内在说注重在一门科学的内部，一种观念和方法如何导致比其多多少少有些进步的观念和方法，从而导致了科学的发展。外在说则强调在社会的强烈影响下，致使一门科学内部发生变化，从而为适应社会等的需求而向前发展。在西方心理学史界，陈旧的观点一般持内在说，随着时代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人支持外在说。“即便是主要注意科学的学术历史的历史学家，现在也例行地承认科学理论和方法也吸收和影响着其它社会和文化领域……相应地，心理学的学术历生的研究，典型地伴随着对科学观念‘外在的’起源和重要性的关注。”[1]   
     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考察，内在说与外在说都未免有片面、孤立之嫌，无论哪种倾向，都不能深刻地全面髓揭示、分析心理学发展的动因。科学历史主义的代表库恩虽然以范式论著称于世，但他也精辟地论证了科学外史与内史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也就是讲两者互换的关系。他认为，虽然科学史的内部方法与外部方法多少有些天然的自主性，其实它们也是互相补充的。它们只有实际上是一个从另一个中引申出来，才有可能理解科学发展的一些重要方面。[2]《哥白尼革命》一书可以看作库恩有意将科学外史和内史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一次尝试。在分析日心说诞生的客观环境时，除了剖析科学内在发展的逻辑——托勒密地心说天文学体系遇到越来越多的危机——之外，库恩还着重列举了影响日心说问世的若干社会因素：改革日历的社会压力，中世纪亚里士多德学派的影响等等。此外，在《物理科学发展中数学传统和实验传统的对立》一文里，库恩分析了在科学发展的历史长河里，数学传统和实验传统是如何由相互独立而步人相互影响的历史价段的。库思对科学外史与科学内史的辩证论述，无疑对我们是有启示的。他并没有片面地强调内在史，也没有过分突出外在史的重要，但是库恩这种不偏不倚和稀泥的折衷方式也没有能够正确处理两者的关系，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原理还有一段实质上的差距。因此，在理论上和实际中如何把握好这一对立的论说，会有助于我们正确地、辩证地分析、处理心理学的发展过程，为心理学家提供一个客观的、真实的框架。
    二、西方心理学家论内在说与外在说
    麦迪森曾将科学区分为科学的哲学、科学的历史和科学的心理学、科学的社会学。科安从科学的心理学引申出心理学的心理学，巴斯则从科学的社会学引出心理学的社会学。在科安看来，心理学的心理学主要是研究“心理学家为什么选当心理学家?”特别是“心理学家为什么在心理学领域里、在理论和方法论上选取一定的立场?”科安认为为此就要分析心理学家的心理学，或心理学家的心理特征。
    科安的研究结果是把心理学学生选取心理学专业的原因归结为他们的特殊心理特征，如童年时代的遭遇等。科安还花费了许多精力，采用因素分析法和问卷法研究了上千名的男女心理学家的理论倾向和心理特征的相关系数，讨论了心理学理论倾向与心理学家的性别、年龄、专业、活动、价值观、世界观、认识论及人格的关系。不可否认，科安的研究对于心理学史家还是有一定意义的。心理学家的理论倾向与心理特征之间确实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但主要不是取决于心理特征。科安的心理学的心理学无疑忽视了起决定作用的个人环境、遭遇或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他的研究导致了唯心史观。
    心理学的社会学相对地可以纠正心理学的心理学的缺陷。心理学的社会学对心理学思想的诞生和发展采取了社会历史的解释。巴斯在《辩证法的心理学》中批评了传统心理学史。他说：“心理学家在编写他们的科学史时，列举各个学说、各个学派、个人思想，几乎完全强调内部的矛盾、争论和论战，‘正由于这样，心理学就像哲学、科学或政治学说那样，在讨论过去思想时往往历史地处理它们，仿佛它们是在真空中产生的’。但是思想的发展与作为它的基础的社会结构密切相连，心理学思想也逃避不了社会的影响。因此，对任何思想体系的充分理解，都必须体会其作为背景或联系的社会历史条件，而这些条件就大致制约着或促进着学术思想的形成。”[3]以此为出发点，巴斯揭示了高尔顿为什么从事差异心理学和优生学的社会历史条件的研究。按照巴斯的观点我们也可以分析一下为什么机能主义产生于美国而不是产生于进化论的发源地英国，更不是产生于德国。显然，又有它的社会历史背景。美国大约自19世纪8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并且开始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当时，美国资本家对人的看法，是服从于他们开拓殖民地并攫取最大利润这个总的利益的。他们特别重视别人对于自己有什么用处，并重视个人如何适应环境，达尔文所主张的适者生存的理论，与资产阶级个人竞争的人生观相适合。这些对美国机能主义心理学的问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显然，心理学的社会学强调社会历史条件的重要，主张对心理学的观念、理论和概念采取社会历史的解释，无疑比心理学的心理学较接近于唯物主义。但是，巴斯实际上也只是一位在许多其它方面曲解马克思主义的美国哲学家。
    黎黑是另一位采取外在论史学观点的心理学史家。他在其著作《心理学史》中明确宣布“本书大部分倾向外在主义”[4]。黎黑在解释自己为什么采取外在说时认为部分原因在于心理学是一门年轻的科学，只有一段很短的技术概念的历史。在科学心理学成立之前，心理学一直附属于哲学、生物学、政治学。另一部分原因在于心理学是研究人性的科学，特别容易受更大的社会和理智的潮流的影响。虽然，黎黑采取外在论的观点是片面的、机械的。但他提供的那两个原因还是值得考虑的。在撰写心理学史时，心理学史应该注意到并且尊重心理学学科的性质等本身所具有的特性。实际上，黎黑采取外在说的理由却是在于他认识到了心理科学的内部特性，可惜他自己竟然未能明视这一点。
    对内在说与外在说的分析最为详尽的是布洛泽克与彭格拉茨主编的《近代心理学的历史编纂学》。其中，彭格拉茨在《科学发展的根源》一文中，提出了促进科学发展的四种力量。科学思想的内在发展是促进科学进步的内在力量。这种持续的、内在的力量促使人们从一个观点走向相反的或补充的观点。例如，从元素到整体主义，从构造主义到机能主义，从行为主义到人本心理学；从精神分析到精神治疗。而在精神治疗内又从精神诊断到行为治疗。这些变化乃是心理学领域内部力量技术发展的结果。彭格拉茨依据格式塔心理学理论把对科学思想的内在发展的论述上升到真理的高度，提出“我们的思维是从对一个论题的部分认识到整体认识，我们可以认为人类精神的内在倾向是追求真理，特别是全部真理。我们认为‘真理’一词对于经验主义者甚至部分哲学家来说是一个禁忌。尽管如此，我主张所有的科学努力都应指向追求真理，真理不是一种状态而是一个过程。在这个意义上，真理成为人类精神的基本考虑，寻找真理成为科学进步的最有力的驱力”。[5]
    在挖掘了科学发展的内在动力之后，彭格拉茨认为对有关的外在因素的考虑所得到的真知灼见不是通过其他途径所能获得的。因此，他又提出了影响科学发展的三种外在力量。首先，他认为心理学的发展也依赖于邻近学科的发展，诸如物理学、生理学、生物学、哲学和社会学等。其次，社会和文化条件——包括时代精神、社会和政治力量——是对心理学发展产生影响的第二个外在力量。彭格拉茨以比奈在法国教育部长的要求下发展了智力测验为例，说明社会和政治力量对科学的影响。最后，彭格拉茨指出人类精神虽然多是对社会和文化力量的反映，但它总是操作于一个杜会环境之中。因此，创造精神也是影响科学发展的决定性的因素之一。
    在分析了影响科学发展的四种内外力量之后，彭格拉茨进一步研究了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他认为人类的生命与智力活动是非常复杂的现象，不可能以其中之一为根源作出推测，这四种内外力量的作用之大小虽是不相等的，但都是缺一不可的。可以说，彭之格拉茨是比较全面地看到了影响心理学发展的几个内外因素，但是，他对这几个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的认识，还未达到一种辩证法的高度，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不及惠特海默的观点深刻。惠特海献指出：“心理学部分反映它的社会环境，但是它也受自己的内部逻辑的指导，我们不能强调一个倾向去牺牲另一个倾向。心理学不是千依百顺地反映文化，也不是存在于社会的真空之中。内外环境都是存在的，二者之间经常发生交互的影响。”[6]这种论证还是相当精辟的，已经比较接近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观点。
    三、用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处理内在说与外在说
    要客观地撰写心理学的历史，就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即她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应用于社会生活现象，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主张从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即把事物的发展看作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7]心理学的发展，究其根本原因在于心理学的内部矛盾。
    众所周知，心理学创立之初就有分支与分歧。在实验心理学成立时期，出现布伦塔诺等人的意动心理学与冯特的内容心理学的对立。冯特的内容心理学体系是英国的联想主义和德国的理性主义心理学结合的产物。他主张用内省的方法把复杂的意识经验分析为感觉和感情等简单的元素，再用创造的综合将这些元素合成复杂的意识经验。他虽然也讲心理是过程，但把重点放在心理内容的描述方面。他的这种主张为后来铁钦纳典型的构造心理学奠定了基础。布伦塔诺的意动心理学则主张心理学要研究心理意动或心理机能，而不是研究心理内容，这种主张对后来的广义的机能主义心理学有较大影响。冯特的内容心理学与布伦塔诺意动心  理学的对抗不仅影响了构造心理学与机能心理学之间矛盾的延续，而且也导致出屈尔佩领导的二重心理学。因为意动和内容的问题互相对照，冯特的弟子屈尔佩企图解决这种对峙，主张意动和内容的统一。屈尔佩曾是冯特的弟子，在他来到符茨堡大学之前，他的心理学思想深受冯特的影响，但是到了符茨堡大学之后，因为所指导的有关无意象思维的实验研究致使他与冯特的分歧增大，就建立了符茨堡学派。冯特认为比较简单的心理机能(如感觉和知觉)可以而且必须用实验方法来研究，但是对于较高级的心理过程的研究不能进行科学的实验，屈尔佩却深信思维过程可以用实验进行研究。既然记忆可以在实验室里研究，为什么思维不能呢?在屈尔佩的领导下，符茨堡学派的成员对思维、判断和意志等高级心理现象进行了实验研究，研究的结果肯定了思维的内容里有非感觉、非意象的因素存在，即无意象思维。这对冯特坚持一切经验都是由感觉或意象组成的观点无疑是一个打击。马尔伯关于重量比较判断的研究是符茨堡学派第一项重要的贡献，他发现在进行重量判断时，感觉和意象是存在的，但是在判断过程中感觉和意象就不起作用了。判断中有一种识态既非感觉、又非意象，是一种模糊的、难以捉摸的、无法描述的意识内容。这样，产生了无意象思维的研究。符茨堡学派的第二个重要贡献，是瓦特在联想课题的实验研究中发现了一种决定倾向的现象。这个研究进一步证明了意识经验不能简化为冯特的感觉和意象。瓦特发现被试通过指示明显地确立了按指示方式进行反应的无意识定向或决定倾向。任务一旦明白便采取这种决定趋势，实际任务的完成不需要什么意识的努力。阿赫的研究得到了与瓦特相同的结果，揭示意识之外的倾向性能够控制意识的活动。屈尔佩本来是冯特式的内容心理学家，但是由于指导的一系列研究发现的定势、意识的态度、无意象思维等心理现象，与冯特的心理学体系是对立的，他逐渐向德国的意动心理学家布伦塔诺等人靠扰，提出了二重心理学的学说。
    从冯特、布伦塔诺到屈尔佩的心理学思想，发展的关键还是在于内部的矛盾。实际上，心理学思想的每一个发展都有其深刻的内在根源。如华生的行为主义的产生。华生宣称行为主义是唯一彻底而合乎逻辑的机能主义，可以说行为主义深受机能主义尤其是芝加哥机能主义的影响。在芝加哥机能主义看来，不论是感觉或意识都被剥夺了认识的功能而贬低为适应环境的工具，如果他们再前进一步，就将放弃意识而改以行为为心理学的对象了。机能主义者把意识和行为都看作是人适应环境的手段，按机能主义的哲学依据实用主义来看，检验意识适应性的唯一标准只能是行为的适应性，所以考察了行为就无须考察意识反应，若不考察行成为，则无法考察意识的适应性。因此，彻底的机能主义就必须承认可以丢开意识去考察行为，但不能丢开行为去考察意识。动物心理学的研究也为华生的行为主义提供了基础。华生遵循摩尔根的吝啬律，在动物心理学的研究上，要彻底消除一切主观的解释。他不但以此为满足，而且主张人类心理学也应如此，所以波林以为美国的动物心理学是机能心理学的儿子。由动物心理学发展为华生的行为主义，而行为主义则欲取消意识，把人类心理纳入动物心理的范畴，“这个儿子就欲企图扼杀他的父亲了”。
    上面列举的例子旨在强调内因是事物发展的首要条件，但并不是说就否认了外因。如果这样，我们就违背了史实，在考察心理学思想的发展过程时，就会与唯物史观背道而驰。“唯物史观是以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经济生活条件来说明一切历史事变和观念、一切政治、哲学和宗教的。”[8]而以往的历史理论；至多是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考究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摸到社会关系发展的规律性，没有看出物质生产发展程度是这种  关系的根源。”[9]为了坚持唯物史观，我们在分析心理学家的思想时必须兼顾到当时的物质生产发展的积蓄和社会关系，思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10]心理学史就是讲述每一家每一学派的历史背景、社会条件，然后才可使读者明确心理学思想发展都有它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不如此就不合乎心理学的要求  了。试以行为主义为例作一分析，在20世纪初期，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已经进入了垄断的阶段，它把充分利用人的全部潜力来增进生产效率，最大限度地提高利润，最稳定地维持社会秩序，作为研究人的总目的。行为主义认为，心理学应该探索行为的规律，掌握这些规律，就可据以预测和控制人的行为，这对提高生产效率和维持社会秩序来说都是需要的。因此，行为主义的心理学符合垄断阶级的利益，得到了他们的支持。
    在贯彻唯物史观时也要注意，唯物史观并不等于经济史观，恩格斯在给友人的信中明确指出：“历史过程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并不是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而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这是在归根到底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相互作用。”[11]因此，经济基础产生的上层建筑也可以互相影响。根据这个原理，我们在分析行为主义的产生时就会发现客观主义和机械主义的哲学传统是原因之一。首先，从18世纪以来，自然科学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力学，当时作为自然科学总结的哲学是机械唯物主义，笛卡儿开始对身心作机械主义的解释，可谓向客观性方面迈出了第一步。到了拉·美特利已发展为人是机器的哲学观点。这是华生的行为主义的哲学基础。其次在客观主义的历史中更重要的人物是实证论创始人孔德，实证主义强调实证的知识，在孔德看来，唯一有效的知识是那种具有社会性，而且是可以进行客观观察的。这些标准排除了内省以及个体意识，孔德极力反对内省和内省的心理学，这对华生发动行为主义革命，拒绝心理学中的一切意识内容影响很大。
    可见，用唯物辩证法与唯物史观分析了影响心理发展的内外因素，才有可能编写出真实的、客观的心理学史。心理学历史编纂学要内外兼顾，既不忽视心理学思想发展的内部逻辑、内部矛盾，也不能忽视心理学的外部条件，内部矛盾性还是心理学思想发展的根本原因，而外部条件却是它的第二位的原因。前面提到的内在说与外在说的代表人物的见解，都有一个共同的缺点，即用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他们没有看到事物之间的普遍  联系，人为地割裂了事物的内部与外部的客观联系。因此都不能正确地解释心理学发展的动力因素，都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局限性。内在说只注意到了一门科学内部的发展，未免过于坐井观天，要么忽视了社会历史条件这一现实基础，要么就把科学看成与历史过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建立在这个论点上的心理学史，过于注重心理学内部的原因与结果，却不能将心理学置于社会历史背景中考察，仿佛是真空中产生的。这种对于心理学学科本身的过分注重与孤芳自赏，编写出的心理学史视野狭小，脱离社会实际，不能给读者提供一个丰富的历史的框架，而且容易陷入唯心主义的泥坑。与之相反，外在说的观点，虽然注意到了心理学的广阔而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但是却过于夸张了社会历史条件对心理学这门学科的作用，忽视了心理学这门科学本身的内在逻辑发展过程，简单地把心理学看作接受外界影响的受体，容易滑向形而上学。外在说简单地从事物外部去找发展的原因，否认唯物辩证法所主张的事物因内部矛盾而引起发展的学说。“因此，他们不能解释事物的质的多样性，不能解释一种质变为他种质的现象。……单纯的外部原因只能引起事物的机械的运动，那范围的大小，数量的增减，不能说明事物何以有性质上的千差万别及其互相变化，事实上，即使是外力推动的机械运动，也要通过事物内部的矛盾性。”[12]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鸡蛋因得适当的温度而变化为鸡子，但温度不能使石头变为鸡子，因为二者的根据不同的。[13]”因此要得鸡子，先要有鸡蛋，然后要有温度的保证，缺一不可。显然，片面地强调内在说或外在说都不能正确地解释心理发展的历史.
 
 
* 原载《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5年第3期，第58--63页。
[1] Hilgard,E.R.,Leary,D.E.& Mc Guire.(1991) The history of psychology,Annual reviews psychology 1991,p.92
[2] 舒炜光、邱仁宗主编：《当代西方科学哲学述评》，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24页。
[3] 高觉敷：《高觉敷心理学文选》，江苏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357页。
[4] 黎黑著，刘恩久等译：《心理学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年版，第2页。
[5] Pongratz,L.J.The roots of science .In Brozek,J.&Pongratz,L.J.(Ed);Historiography of modern psychology ,1980,p.24
[6]  Wertheimer；Historical research—why，In Brozek，J．&Pongratz，L．J．(Ed．)； Historiography of modern psychology，1980，P．12．
[7] 《毛主席的四篇哲学论文》，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6页。
[8] 黎澍主编：《马克思思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历史科学》，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2页。      
[9]  黎澍主编：《马克思思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历史科学》，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7页。
[10] 黎澍主编：《马克思思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历史科学》，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6页。
[11]  黎澍主编：《马克思思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历史科学》，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6页
[12]《毛主席的四篇哲学论文》，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5—26页。
[13]《毛主席的四篇哲学论文》，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