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方心理学史中质的研究与量的研究的关系

刘穿石
 
    质与量是一对重要的哲学范畴，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在科学研究中，可以把研究方法区分为质的研究和量的研究，二者也应是统一体中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但在西方心理学中，一些学者却把它们割裂开来，如同史学家武德瓦特所说：“有一种极端，像弗雷德里克·荷尔蒙斯的观点，认为科学家的工作方法就是基于实验记录。而另一种极端是关于质的历史，就像莱里·劳丹在其《发展及其问题》一文中所说的努力追求理性的重建科学的研究方法，这是库恩和波普所代表的学派所推崇的。”[1]前一种方法就是通常讲的量的研究，后一种观点则主张质的研究。它们在心理学史中的含义是什么呢?又是如何被割裂开来的呢?我们有必要作一番考证。
    首先，什么是量的研究呢?高觉敷先生说：“量的研究用数字描述过去的历史。”[2]彭格拉茨说：“在科学内，研究方法可以被归类为两个范畴：观察的——叙述的和实验的——数量的。历史编纂学研究过去的特点则不能用系统的方法加以变化，因此，不能采取严格的实验的研究，但我们可以用数量的资料去描述某些历史事实，也同样能够用相关分析的方法作量的研究。”[3]
    彭格拉茨把科学研究分为“观察的——叙述的”和“实验的——数量的”两类，本质上就是质的研究和量的研究。同时也指出了历史编纂学的特殊性，因而不易于采取严格的实验研究，但并不排除运用统计方法进行量化的可能性。这同高觉敷先生的观点是一致的。
    用数量手段对心理学历史进行研究的范例是很多的。比如，布洛泽克说：“冯特的典型的事业机构是实验室。美国实验心理举重视建立实验室。据哈佩统计，1875年至1900年间各国建立起来的心理实验室中，有25所在美国，10所在德国，法国和英国务有2所，其他国家有8所。尽管扑普尔斯敦和麦克佛逊认为美国只有53％的实验室的事实低估了美国对实验心理学一直热烈追求的程度，我们也可以认为这些数据是作为反映和测量冯特在美国心理学中的重要影响的大事件。”[4]
    显然，布洛泽克是同意用实验室的数目说明冯特对美国4理学发展的影响程度。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说，用量的研究来佐证其观点，可使论证更具有说服力，给人一种有理有据的印象，无疑是有价值的。比如，1978年前后，我国心理学界展开了声势浩大的评论冯特的活动，对此应予以如何评价呢?潘菽先生1980年在《心理学报》第2期上用言简意赅的一段文字作了总结：截至1979年底为止，收到评冯论文40余篇，选择英、德、法、俄、日资料30多种，共计100万字以上……为纪念一位心理学家而进行这样大量的工作，这是中国心理学史上的创举，也是国际心理学界所罕见的。读者只要根据这些数据，就可以清楚地了解我国1978年评冯的范围、水平及成果。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在心理学历史研究中开展量的研究的重要性和影响力。
    什么是质的研究?武德瓦特说：“避开量的测量本身，而竭力追求它的科学的严密性的各种各样的研究，这些我们笼统地把它们叫质的研究。”[1]质的研究是偏爱直接经验的分析和人格类型的概括，翻开史学书籍，可以看到大量的成果是质的研究。彭格拉茨也认为：历史编纂学的基本方法是质的研究，但在此基础上辅以量的研究，一方面对事件小心求证，另一方面解释历史的事实。[5]
    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在科学中会发生质的研究同量的研究的冲突?甚至在一些学者中为什么分裂为完全对立的两种方法呢?下面我们以心理学发展过程为线索来探讨其原因。
    有人认为心理学史上有物理主义和人本主义两种研究道路。物理主义是模仿物理学的模式、采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心理学的一种倾向，也就是着重用量或实验的研究。比如费希纳的工作就是这种物理主义的典型。受19世纪自然科学的影响，使费希纳产生了创立心理物理学的想法：定量科学能不能教会我们在人和宇宙的联系中考察人的精神?自然科学中所运用的精密方法怎样才能转而有助于对内在世界的研究?他后来进行的多项心理物理学实验，说明人的日常生活处处存在着心理和物理之间的数量关系。费希纳根据这种关系计算出一种感觉强度与刺激强度之间的相对定量关系，并用S二KlogR表示，成为最初的心理学的数学模型之一。这种物理主义传统，自从实验心理学建立以来一直保持着。行为主义理论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一种物理主义心理学，他们研究刺激和反应或环境和行为的数量关系。新行为主义心理学家斯金纳曾强调要用物理学和生物学方法研究心理学，使心理学也能成为一门像物理学和生物学那样的精密科学。他根据操作条件作用原理，设计了精巧的动物实验，计算出操作和强化间因条件变化而发生的种种数量关系。现代认知心理学更是普遍采用实验和数量来研究心理。  
    然而人本主义心理学却认为，物理主义心理学研究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人不同于机器，也不同于一般动物，仅仅用数量研究心理是不够的，易于犯形而上学错误，心理学的研究应该关注人的创造性和主动性，其方法应着重于质的研究。从心理学史上这两大方法的对立可以看到，他们各执一端，互不相让的主要原因，涉及对心理学这门学科如何看待?对心理学  的研究对象的性质如何看待?侧重实验和数量的物理主义强调心理的自然现象特征，偏爱描述和质的分析的人本主义则强调人的社会现象特征。其实，这两种偏向引起的争论长期存在着。
    彭格拉茨引用狄尔泰的意思说：“心理学应该是关于所有富于哲理的，如逻辑、认识论、伦理学、美学和社会准则赖以依靠的基础科学。心理学似乎用了一些不恰当的、错误的方法。遵照休漠的使心理学的科学变成物理学的运用研究。这就意味着心理现象被分解成心的要素的组合，即感觉和简单感情要素然后通过联想律而结合起来，如此机械的研究只能导致把心理赋予一种假设的结构和抽象的心理学理论，这种联想主义的心理学不能研究具体的心理学现实。”[6]可见，狄尔泰对心理现象的理解偏向于哲学、社会科学，主张对心理进行质的分析，反对联想主义、原子主义对心理学的研究。确立这个观点十分重要，因为决定一门学科到底应该用什么方法，不是由人们主观决定的，而是由研究对象性质决定的。
    艾宾浩斯对狄尔泰只强调建立描述心理学的观点予以反驳，认为狄尔泰并没有真正了解心理学的数量研究。彭格拉茨引用他的意思说：“艾宾浩斯认为狄尔泰对说明心理学的科学图景给了错误理解：哈伯尔坦的联想心理学并非像狄尔泰的指责那样是机械主义的。因为这种心理学也承认真实的心理现象：它的统觉、目的和自我。更进一步说，没有任何一种心理学能把自己局限在描述方式上，它必须努力去说明，因为影响人心理的重要因素并非都被意识到，而必须通过研究去发现它们。”[7]
    值得注意的是，艾宾浩斯在批评狄尔泰时并未走上另一极端，而是较为折衷。那么什么是他所说的描述和说明心理学的特点呢?彭格拉茨说：“当描述心理学对直接经验分析有兴趣和倾向于类型学的概括时，说明心理学首先依靠实验和量化研究。它们一派重视通则，一派重视个案。”[8]可见，艾宾浩斯已敏感地注意到心理学研究的两种倾向。
    描述心理学注重整体和直接经验的研究，这符合现象学的宗旨。说明心理学重视实验和个案，这符合实证论的主张。彭格拉茨用心理主义和认知主义来区分这两种心理学。狄尔泰属于心理主义，它的后继者发展了精神分析、符茨堡学派、格式塔学派和人本主义心理学。认知主义则由冯特为代表发展为实验心理学的主流——构造主义、行为主义、新行为主义和认知心理学。总之，这些材料可以证实我们在前面提出的观点：质与量研究的分裂有其哲学背景，这就是现象学与实证论的对立。明确这一点，利用我们将讨论的重点转向考察质的研究和量的研究作为心理学史研究方法的客观基础。
    为什么在心理学史中要进行量的研究。第一，在自然界中量是处处存在的，不论是一般心理现象还是对这些心理现象研究的、历史，我们都可以用数学模式、数量关系将它们描述出来。人差方程式，关于冯特在美国的影响研究，就是这方面的范例。有些现象和过程的数学模式虽然现在还未能揭示，但不能说它不存在。第二，人们从事某些历史事实研究需要量的研究。英国历史学家罗德里克·弗拉特说：“当我们在描述存在于过去或存在于现在的人类社会时，我们就不可避免地要使用数字和数量。”[9]这是由事物自身性质决定的。数字本身具有两种功能即：有了数字，人们可以进行分类或按个体拥有该特质的程度加以系统排列；有了同一特质的数字，可以进行统计处理，以便获得更精确或更有统计意义的描述，甚至进行推论和预测。心理学的数量关系研究，也使其对理论和历史事实的描述更清楚，并便于做多方面的比较。第三，这是进行某些历史事实和理论验证研究的需要。比如评述某个理论，拿什么做标准呢?它的适用范围，可信程度如何?往往需要从验证性实验取得证据加以说明。
    在心理学历史中为什么要进行质的研究?这是因为事物的质是客观存在的现象，而且进行统计也离不开质的变项。如果研究的特质是质的变项，那么统计分析时就要将个体分派在不同的类别、部门中，通常我们以文字方式标示类别的名称，表明属于同类所拥有的情况。如性别分为男女二类，大学专业分为经济、历史、物理等类。用罗德里克·弗拉特的话说：“我们在历史上所使用的其它衡量单位或描述，相反在形式上是非数量的，而是描述个人或集团的思想或态度的，像‘法西斯分子’、‘文艺复兴时代的人’就是这样描述的。人类、人类集团和物质对象的许多方面都不能用数量术语来表达。”[10]
    总之，质的研究与量的研究在心理学历史研究中均有其科学前景，极端者把二者对立起来的做法，实际上是，或者用量的研究等同于科学研究方法，或者用质的研究等同于科学研究方法，并导致否定了科学对象的质或量的规定性。
    勒温曾反对在理论研究中的统计与测量。但他反对的并不是统计测量本身，而是反对滥用统计测量，认为那样是把心理学变成物理学的运用，而不是心理量化。我们举出他的学生的实验为例证实这个观点。于克娜用十个纸笔迷津做欲求水准实验，实验的被试何时成功，何时失败，可由主试控制。按霍普用质的分析推论，被试在这次实验中如果获得的成功超过预先的欲求水准，那么欲求水准会提高，反之则降低。但实验结果却与此推论不一致。成功超过预先的欲求水准的人83．5％提高了欲求水准，9％的人反而降低了，而成功低于欲求水准的人有27％欲求水准升高。这个结论就是通过量化方法得出的，修正了霍普质的分析的误差。
    再如阻止实验。这个实验以勒温的需求及其引起的紧张心理系统的学说为基础。即心理的均衡因需求而破坏，因需求满足、紧张解除而恢复。比如，有一信要投邮，街边第一个邮筒便可引起注意，信投入邮筒之后，街边第二、三个邮简便视若无睹了。根据神经连接说、第一次动作的实行可引起相同动作的第二、三次的重复，就应继续注意邮筒。但根据勒温的学说，紧张的心理系统倘不复存在，则相同的动作决没有重复的可能。两种学说哪一个更合理呢?蔡加尼克用阻止实验来验证。她要求被试做指定的20件工作，有10件让他们完成，有10件不许完成，中途阻止。在每件工作完成或被阻止之后，被试须将其用过的材料收入抽屉之内，以免有利于回忆。他们事先不知道主试的目的。到了试验结束时，主试突然要求被试将所做过的工作逐一回忆其名称。结果显示未完成的工作回忆件数是已完成工作回忆件数的两倍。以后蔡加尼千克改进了这个实验，仍然证明勒温的推论是对的。
    上面例举的两个实验就可以看出：数量证据补充质的分析，量的研究补充质的研究；反过来，质的研究为数量研究定性和指明方向。用武德瓦特的话来说它们之间“互为补充而相得益彰”。[1]所以，在理论研究时，必须同统计测量相结合，以理论研究为主，以统计测量相结合，以理论研究为主，以统计测量为工具，发展理论，这应该是我们对质的研究与量的研究的关系的基本估计。近来有人认为理论研究不行了，应该用统计测量代替。这未免是片面的。因为质的研究和量的研究都是不可缺少的方法，不这样做，势必削弱整个理论，而理论研究本身并不排除量的研究。质的研究与量的研究的鸿沟，是人们由于对心理认识的肤浅造成的。必须倡导质的研究和量的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比如大型计算机的应用，为团体心理大规模测验铺平了道路，同时数理统计等学科的发展有可能为心理现象建立更多数学模型。但不论量化到什么程度，它仍然需要质的分析的指引，需要通过质的研究从总体上去把握，可见绝对地、形而上学地划分研究方法，是没有道理的。在现实性水平上，它们是“体用”关系，即以理论分析为体、以统计测量为用，二者相互包含，相互补充，共同作为发展科学的基本方法。
 
*  原载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3年第3期，第47~50页。
[1] Historiography of Modern psychology, P．35．
[2] 高觉敷：(高觉敷心理学文选)江苏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493页。   
[3] Historiography of Modern psychology，p．278．
[4] Historiography of Modern psychology，P．290。
[5]高觉敷：(高觉敷心理学文选)，江苏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499页。
[6] Historiography of Modern psychology，PP．280~281．
[7] Historiography of Modern psychology，P．282．
[8] Historiography of Modern psychology，PP．282 ~283．
[9]《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第215~216页。
[10]《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第216~2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