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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心理学研究中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1-10-27

摘 要: 量化与统计分析, 是一项重要的研究方法。这一方法在犯罪心理学研究中得到了广泛运用, 同时也存在着使用的局限性。犯罪人有很强的心理掩饰性, 对包括犯罪人在内的人的心理的测量实际上是一种间接测量, 测得的数据是心理学家标定的数据, 兼有客观性与主观性。量化研究如果不与科学思维相结合, 有可能得出浅薄平庸甚至错误的结论。 心理学研究应当以 “人性” 为基点, 多种方法综合运用,实现量化方法与非量化方法的有机结合。

    实践检验化, 亦称定量分析, 是与定性分析相对应、 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定量研究的特点是赋予被研究事物一定的量, 通过数理统计与分析, 使其能够精细地反映事物量的特性, 有利于开展与相关事物的比较研究,从而达到准确地反映研究对象的性质、 水平及其功能的目的。
    自 19 世纪末科学主义研究范式成为主流以来,心理学研究迅速接受了实证主义的思想, 沿着定量化的道路前进, 呈现出定量研究为主的局面。①这种研究方法保证了心理学作为现代科学之一的地位, 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在当前数字化的时代, 各门学科研究采用量化与数理统计的研究方法, 具有先进性, 需要大力提倡。
    1. 犯罪心理学研究需要采用量化与数理统计的方法犯罪心理学从在我国创立至今, 走了一条由经验总结、 案例分析逐渐向量化研究这一主流范式靠拢的道路, 取得了一定成绩。一开始, 当研究者运用人格量表对罪犯进行心理测量, 并对测量结果作统计处理后发现: 犯罪人同一般的社会人群在人格特征上存在着许多显著差异, 从而提出了 “犯罪心理结构” 这一概念②。
紧接着, 研究者运用心理测验和统计技术, 对犯人进行了类型研究, 找出不同类型犯罪人的心理特征。
    ③④为了查明青少年犯罪的心理原因, 研究者还开展了犯罪青少年与正常青少年在对待犯罪问题上认知、 情感、 意志等方面差异的研究。⑤进入 20 世纪 90代, 在罪犯心理矫治领域, 更多地运用了心理测试和统计技术, 到目前为止, 全国已有大约 90%的监狱广泛开展了罪犯心理诊断和矫治, 中国式的罪犯心理评估系统已经取得重要的阶段性的研究成果。⑥在司法心理学方面, 有的研究者运用量化统计方法进行了证人证言⑦、 测谎技术⑧等方面的研究。特别是在进入
21 世纪的几年间, 犯罪心理学的定量研究又有了长足的发展, 运用定量方法研究课题和发表的此类文章⑨与著作⑩数量增多。所有这些, 都证明了定量研究和数理统计方法在犯罪心理学研究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并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效, 促进了犯罪心理学和司法心理学向着可比较、 可实证的科学心理学的方向发展。
    2. 量化方法不能 “八股化” 和 “唯一化”在犯罪心理学研究过程中, 也不时听到了另外一种声音, 那就是: 凡是没有采用量化方法研究的课题、发表的文章, 都是不科学的, 没有价值的。少数研究者甚至把这一研究方法推向极致和绝对化, 当作 “八股”来顶礼膜拜, 排斥其他研究方法。
    在一些人的评价系中, 流行着这样一种潜规则: 一篇论文拿到手, 首先不看其内容和观点, 而是快速浏览其中有无大量数据分析资料, 从而评定其价值, 决定取舍 ( 虽然很少有这样说, 却彼此心照不宣) 。这种形而上学的评价标准, 事实上已经造成研究方法的单一化和研究结论的肤浅化, 是当前值得反思的一种不正常的学术现象。我们曾撰文谈到犯罪心理学研究的特殊性, 诸如, 犯罪人心理的隐蔽性、 犯罪行为的破坏性、 实施犯罪与研究犯罪的延时性等, 说明犯罪心理学的研究具有不同于其他心理学分支学科的许多特点, 从而也决定了犯罪心理学研究方法的多样化—— —非量化的定性研究、 非实验室研究或准实验研究、 事后研究, 以及谈话、 自省、 经验总结、 案例分析和犯罪事实判断等方法应占有一定的地位, 而不应加以排斥。
    11我国学者指出, 由于定量方法在心理学研究中成为主流范式的局面长期存在, 在心理学界形成了一种“重量轻质”的倾向, 而使定性研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12如果我们从研究目的上去分析, 定性与定量都是一种描述研究对象的方法, 而其是否具有科学性,是否能够反映事物的真实, 并非由方法本身来决定,而是受制于其所得出的结论能否通过 “证实” 或 “证伪”得到检验, 是否具备预测性和进行演绎的效果等。如果能满足上述要求, 就不能因研究方法的不同否定其科学性。
    抛开犯罪心理学研究的特殊性不谈, 仅就量化研究方法的本身而言, 追本溯源, 即使在心理学领域, 这项研究方法也不是完美无缺的。有三个问题值得思考: 一是, 对研究对象的量化是否有充分依据? 能否反映事物的本来面貌?二是, 量化方法有无局限性?如何区分 “物性” 的量化和 “人性” 的量化? 三是, 量化方法是否能够取代科学研究中创造性思维和逻辑推理的功效?
    3. 量化方法的困惑—  —名与实的矛盾一般说来, 对物体的测量数据应当是准确的 ( 可能有些许误差) 、 客观的, 但对具有社会属性事物予以评价的量化标准, 就不免有人为的主观性, 有可能构成名实不符的矛盾。对此, 我们不妨稍稍绕远一点, 举 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来加以说明:据报载,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称,“中国国内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不超过五个” 13。
    这种令人瞠目结舌的结论有何依据? 细细读来, 原来丁先生依据的是香港科技大学评定副教授的量化标准, 那就是在国际排名 15 名以内的第一档学术期刊上发表至少 2 篇论文, 在国际排名 15~30 名以内的第二档学术期刊上发表至少 2 篇论文。如果达不到这一标准, 那么, 不起, 你连副教授都不够, 何谈经济学家? 据说, 这就是 “国际公认” 的合格的经济学家的标准。那就是说,一个人够不够经济学家, 不是直接依据他的学识水平, 而是运用的间接标准—— —“两篇论文标准” 。这就类似我们所熟悉的潜规则: 判断一个公职人员是否称职, 不是依据他的 “德、 能、 勤、 绩” , 而是依据他的 “出身成份” ( 过去) 或 “学历高低” ( 现在) 这种有失偏颇的“杠杠” 一样, 难以服人。
    西方社会心理学有一种 “标签理论” (labeling the-ory), 大意是说, 某种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并不由行为本身的性质所决定, 而是由有权势者根据自己的利益制定的刑事法律而给该行为贴上的 “标签” 。 14以此类推,“两篇论文” 标准实际上是给 “经济学家” 贴上的标签。毫无疑问, 这个标签有着某种主观性, 不要以为, 事物一经量化, 一概具有客观性。
    同样地, 心理学研究的量化数据, 有一些也是人为的 “标签” 。因为, 对 “物” 的测量是对有形体的东西的直接测量, 哪怕是喜马拉雅山的山高和天体与地球距离的遥远, 我们都有办法测量, 所测得的高度、 距离是客观的; 而人的心理和精神活动是无形的, 无法直接观察到, 也无法直接测量, 只能借助于研究对象对刺激的某种反应或反映作间接测量。间接测量必须依赖事先制订的指标 ( 比如常模) 或 “标签” 来加以判断,因此天才和弱智者的智商, 富有丰富想象力的艺术家和思维奔逸的精神病患者, 都会偏离常态, 呈现出 “怪异” 。
    心理测量取得的数据, 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被测试者的理解与配合; 对 “怪异” 性质的鉴别, 取决于主试者的经验和判断, 其中自然掺杂着被试者与主试者两方面的主观性。这就是直接测量和间接测量的区别。除非是检测人的心理反应的某些生物学指标 ( 严格说来, 这种检测应当属于心理物理学或神经科学领域而脱离了心理学) , 完全排除无关刺激的心理测验或实验是很难做到的。为什么同样的刺激会引发不同甚至迥异的反应? 这就是人的心理的千差万别所致。
    如果硬要照搬自然科学的实验程序去做, 就可能得出传统的 “行为主义” ( S- O) 的结论, 即得出 “没有人的心理”的心理学结论。由此可知, 对心理学研究中量化方法
    的过分推崇, 其实是用研究 “物性” 的办法来研究 “人性” , 即套用研究自然科学的办法来研究人的心理。从某种意义上说, 量化方法被
过分推崇是对虚拟的 “客观性” 的崇拜。
    在心理学研究中, 量化方法的困惑在于, 它所取得的数据, 并不一定是人的心理本身所呈现出来的"客观性” 的数据, 有时甚至是心理学家标定的数据,也就是带有某种标签式主观性的所谓客观性。这些数据中兼有客观性和主观性、 科学性和虚构性, 不可一概而论。
    当实验或测验取得的数据接近实际, 这种研究无疑反映了一定的心理活动的客观规律; 而有些时候, 测验和实验可能取得的是 “假数” , 如果对这些 “假数” 缺乏分析和考证, 而津津乐道于数理分析的严密性, 那就有可能使 “科学运算” 变为 “假数真算” 的数字游戏。
    以对在押罪犯的人格测量为例, 研究者的目的是想描述犯罪人群体与其他参照群体在人格特质方面的类比结果。在我国研究者的研究中, 存在一种人们看不懂的现象: 都是运用定量方法; 所采用的测量工具相同或相似; 对象都是在押犯, 按科学方法取样,不会影响操作时的科学性。由于研究者不同, 研究结果迥异。
有的肯定罪犯组与守法公民对比组在人格特质上差异显著, 有的结论为不显著。可见, 即使是使用定量方法, 也未必有相同的结论。再者, 过分推崇量化方法, 实际上有可能导致研究方法的单一化, 在心理科学的某些领域也是行不通的。
    除了前面提到的犯罪心理学、 司法心理学之外, 心理学史、 心理学基本理论等领域, 依靠的是历史资料的搜集和对诸多研究成果的演绎推理, 并非都要以量化方法来研究。实际上, 当代心理学在倡导使用定量方法的同时, 并未形成具有主导地位的 “通说” 理论, 而是流派林立。
即使是对同一观察对象, 使用定量的方法也会产生不同的结论, 几乎没有哪一派理论能够深刻阐明所有研究对象在各种情境下的反应和反映机制, 没有哪一种量化方法能够对所有对象在各种情境下的反应和反映进行类似天体运行那样准确的预测。这一现象说明, 心理学界虽然依赖定量研究的方法, 却仍然不能解释所有问题。
    台湾师范大学张春兴教授曾著文指出:“现代心理学对人性的研究, 自始即采自然科学研究物性的取向” “今后的科学心理学在研究方法选择上, 自应调整以往偏重客观、 量化及控制实验等狭隘的 ( 自然) 科学方法取向, 而改采多元取向, 配合人性的多层面去选择设计适当的方法。” 15笔者对此深有同感。量化不失为一种好的方法, 但并非心理学研究的唯一正确的方法, 应当在一定前提下适当运用。不可把量化方法当作 “八股” , 变成一种禁锢思维的模式。
    4. 量化方法要与科学思维相结合当量化方法被视为唯一正确的科学方法而抛弃其他方法时, 得出的结论便会发生偏差。 有一篇通过测验研究罪犯心理的论文, 便得出了“罪犯心理与常人无异” “罪犯的责任心高于常人” 的结论。作者用 16PF 量表对北京某监狱 550 名男性罪犯进行测试后通过统计分析认为, 在 7 项有显著差异的因素中, “有 3 个因素不是犯罪人固有的个性特征” , “而是犯罪人入监后, 特殊的社会角色和特殊的监所环境造成的” , 其中 “C因素, 在 550 名男性罪犯中, 85.3%的人还是负责任和比较负责的, 真正不负责任的只是极少数” 。由此者得出结论说: “罪犯心理测试结果不能证明犯罪人存在着一些异于常人的心理因素, 又怎么能证明由这些因素组成的 ‘犯罪心理结构’ 的存在呢? ”
16显然, 作者在这里对他的量化统计分析结果真是过分崇拜了, 崇拜到有悖常理的程度。 试问, 如果罪犯和常人的心理因素无异, 而且大多数人非常负责任, 比社公民还优越, 那么, 他们为什么还会危害社会、 违法犯罪呢? 司法机关为何还要对其科以刑罚和进行改造呢? 当然, 作者结论的偏颇, 不能完全归咎于量化研究方法本身, 而是 “一次测验定终身” 和测验程序有疏漏造成的。归根结底,还是研究者将这一方法绝对化所致。
    还有少数心理学研究文章在列举了长篇累牍的数理统计资料后, 并没有从中发现新的心理学规律,而是重复人们早已耳熟能详的常识性结论。例如: “三年级的学生运算速度比二年级快……” ,“经过社会实践的学生在法律认知上提高了……” 。难怪一位教法学课的朋友看了几篇 “八股” 式的心理学文章后对笔者说, 为什么你们心理学搞实证研究, 费了那么大的劲算来算去, 最后的结论却是类似“大猫比小猫要大” 、 “黄猫比白猫颜色深一些” 之类的废话呢? 他的讥讽性语言, 令我们汗颜, 但他的确指出了少数心理学文章存在着只重形式、 不重内容, 研究结论浅薄平庸,对现实生活缺乏指导意义的弊端。要知道, 常识与公理是无需证明的, 除非你能对其证伪, 即证明其并非常识和公理。
    心理学研究中过分推崇量化的另一种表现是, 轻视小样本而片面追求大样本, 强调所谓运算过程的“严密性” 。比如, 研制心理测试量表, 在大样本试测后, 强调只要对原测题进行取舍、 修改, 就必须再次进行大样本检验, 而否定小样本检验的合理性。心理学研究是需要量化和实证的, 但既然称之为研究, 当然也需要思维和鉴别。 尤其在所谓的量化结果出现偏离, 产生违反常识性结论(如 “犯罪人心理因素与常人无异” 甚至 “责任心更强” )之后, 要检查一下究竟在哪个研究环节出了毛病, 而不应当抛开对事物的正确认知于不顾, 对运算出来的 “假数” 深信不疑, 以致得出令人无法理解的 “结论” 。
    一些心理学研究结论的浅薄平庸, 在方法上同样反映了对量化结果的盲目推和在研究目的上的偏离—— —产生了把写研究文章当作 “八股” , 用来做学位的垫脚石和仕途 “敲门砖” 那样的功利主义倾向。 片面推崇大样本检验, 从指导思想来说, 是忽视试点抽样检验和实践检验的作用, 其所追求的是统计学的严密性而非心理学本身的严密性。做研究需要动脑子, 需要有科学思维和严密的逻辑推理。量化和 “实证” 只能作为在科学思维指导下的一个必要环节和手段, 而不能代替科学思维。 不能把科学思维和必要的逻辑推理贬斥为 “思辨” 而加以排斥。
    即使在运用 “量化” 手段进行实证研究的过程中, 科学假设的提出, 对数据真伪的鉴别以及对数据资料的理解与分析综合, 同样离不开思维。列宁曾经指出: “表象不能把握整个运动, 例如它不能把握秒速为 30 万公里的运动, 而思维则能够把握而且应当把握” 。17代伟大思想家、哲学家的创造性思维和顿悟虽然不能和今天的科学研究同日而语, 但他们毕竟创造了至今为人们称道的文明成
果, 其中不少思想还闪耀着真理的光辉。
    科学家的研究在许多情况下得益于对事物的观察与分析综合、 由此及彼的联想以及大胆的假设与求证,不妨说, 没有创造性的科学思维就没有科学研究。 一些心理学研究中存在的思维贫乏症, 应当予以纠正。
    5. 量化方法的局限性在心理学研究中, 使用量化方法有两个前提: 一是, 人的心理活动可以被适当地量化;二是, 有一定的样本数量可供测定。现在分别地加以研究。
    5.1 人的心理活动是否可以被适当地量化
    5.1.1 量化方法的可能性从原则上讲, 应当说是可以的, 但需要有几个条件: ⑴有合适的常模作为量化单位; ⑵有被测试者的主动且真诚地配合;⑶有测试 ( 或实验) 的良好环境条件并适合进行同步或追踪研究。
    5.1.2 量化方法的局限性第一, 对人的感知觉、 情绪、 注意、 智力、 个性、 病理心理等属于基础心理学范畴的研究, 大都已经有了可供量化的常模。但是, 对于人的较高一级的社会心理范畴, 如, 消费心理、 民族心理、 宗教心理、 犯罪心理、 审判心理、 跨文化心理, 对于涉及到意识形态范畴的信念、 理想、 价值观, 以及涉及到复杂心理活动范畴的自我意识、 审美意识、 创造性思维等广大的研究领域, 尚缺少合适的常模作为量化单位。在以往对人的认识中, 将人的属性定为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两大范畴较为笼统。若从层面上做细化分析, 我们可以发现物质性是人的第一属性, 以存在为表征; 生物性是第二属性, 以神经传递和适应性为表征; 思想性作为人的第三种属性, 使人所具有的存在性不同于其他物质和动物, 并以能动性为表征; 而第四种属性即社会性,使人与人之间具有了差别, 并从思想性的不同上表现出来。
    前两个层面更多地反映了人的物性, 后两者则是人有别于其他生物, 有别于其他个体的人性所在。对于物质性和生物性而言, 采取物理学( 人类学测量) 、 生物学 ( 生理测量) 等定量方法进行研究是可行的, 而且也是现行的主流测量方法。而相对于思想性和社会性而言, 单纯的定量方法就存在使用上的局限性。
再者, 人在与社会互动的过程中, 心理与社会都因时间和情境的变化而产生差异, 任何常模都具有相对的稳定性, 不可能做到经常 “与时俱进” , 都会存在测量结果与真实结果之间的误差, 应当是不言自明的。第二, 被试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真诚和真实地予以配合。这是不言而喻的。真诚配合是被试的意向和态度, 真实配合是被试对测题语义和文化的理解及其回答、 表述恰如其分、 准确得当。如果在任何一个环节上出了毛病, 所取得的数据就会出现 “虚数” 和 “假数” 。这和自然科学研究所取得的实验数据和测量数据当然不可同日而语。
    第三, 进行测试 ( 或实验) 的环境条件, 有时即使通过主试者的努力也会不尽如人意; 影响实验的无关刺激也很难一一排除; 尤其是在某些研究领域, 是无法进行同步或追踪研究的。例如, 对犯罪心理, 由于犯罪活动的隐蔽性和违法性, 我们根本无法进行同步研究, 无法对犯罪人从事犯罪活动时的心理发展过程予以量化, 并通过数理统计发现其规律, 只能进行事后研究和追忆研究。
    由此可
 知, 尽管自冯特以来采用实证主义的心理学家热衷于把人的心理作为自然科学研究对象那样予以量化研究, 但由于 “人性” 与 “物性” 的不同, 这个愿望一直未能实现。如果不顾及 “人性” 与 “物性” 的区别, 片面强调在量化的 “严谨性” “科学性” 上做文章,只能陷入自欺欺人的怪圈。
5.2 量化研究与样本数量问题量化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对一定数量的群体的测定, 发现大数规律。对一定数量的样本进行测试研究, 既耗费巨大精力与财力, 也很难使研究深入地进行。有鉴于此, 需要通过对个案的深入研究作为补充。
    翻开现代心理学史, 便可以看到, 并非所有的重要研究成果都是通过量化方法取得的。
例如, 弗洛伊德创立精神分析理论, 主要是依靠临床观察经验和理论推导, 缺乏我们今天所要求的严格的实证检验基础, 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心理学大师, 他的精神分析理论至今仍得到普遍应用。皮亚杰研究儿童发展心理, 主要是根据个案观察来实现。他的儿童认知发展观以及品德形成心理的研究, 包含很多经验总结的成分, 并没有建立多大的研究样本。皮亚杰创立的日内瓦学派“一般不采取复杂的程序设计和统计技术, 而以临床法 ( 或诊断法) 为实验的主要手段, 有时采用符号逻辑的工具, 使实验结果形式化” 。
18他的这种研究方法, 并未因量化不足而减色, 反而处处闪耀着智慧的光辉。大样本的统计研究, 无疑是一种更接近于大多数人实际的研究方法, 但需要很多科研经费, 投入大量精力, 并要求做好组织工作, 稍有疏漏, 极可能流于形式。
    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个心理学工作者从事研究都有良好的人力物力条件, 所以不能将这种研究方法绝对化, 而忽视其他方法。
    6. 以 “人性” 为基点,多种研究方法综合运用研究方法必须适合于研究对象的特点, 否则将陷入刻舟求剑的困境。现在的问题是, 心理学的研究长期沿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 混淆了 “人性” 与 “物性”的区别, 这是心理学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正如一位研究者指出的那样: “哲学家狄尔泰在其著作 《描述的心理学》 一书中区分了两种科学, 即精神科学和自然科学。精神科学是用质化描述的方法; 而自然科学主要是用客观量化的方法。但是科学心理学自从建立之日起, 主流心理学的目标就是效仿自然科学, 成为像物理学和化学那样的规范学科, 而不顾及心理学的研究对象—— —活生生的人和人的经验的特殊性。” 19人性与物性的区别, 即物质与精神的区别, 除了有形与无形之外, 还在于物质的稳定性与共同性, 精神的变化性与个别性。
    前述对人的认识可以细化为四个层面, 不再赘述。 我们认为, 对人性 ( 即人的心理) 的研究,还可以将上述4 个层面简化、 概括并延伸为 3 个层面,即人的心理的生理性层面, 人的心理的社会性层面, 人的心理的个别性层面。对人的心理的生理机制层面可以采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 对人的心理的社会性层面则应采取社会科学的方法( 包括量化和统计的方法) 进行研究;由于人的心理的个别性层面显示了绚丽多彩与千差万别的复杂性, 则应采取观察、 面谈、 自省、 顿悟等心理学的独特方法, 运用他人观察与自我观察、协作观察与精神分析等具有探幽色
彩的方法来研究, 研究的结果不是放在实验室验证, 而是采取模拟检验、 实践检验、 事后检验、 观察检验、 自述检验等方法验证其真实性, 并通过较长的周期, 放在不同的场景中检验其科学性。
    对待人的心理的个别性层面 ( 包括人的创造性思维、 形象思维、 艺术感受、 宗教信仰等) , 除了运用个性量表和投射等方法发现其差异之外, 很难采取其它的量化方法进行深入的探究。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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